周立平易近：巴金與中國古代文學館找九宮格空間–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巴金 中國古代文學館

巴金師長教師一輩子寫過數千封信，這一封比擬特殊，它是打印在白色昂首的“中國作家協會”的信紙下面的短簡：

  出書社：

凡有付給我的稿費，請逕[徑]寄：北京八一○一信箱，中國古代文學館巴金收。備注項請注明“稿費”，以便登收

此致

還禮

巴金

年 月 日[1]

出書社和時光空缺，預留應用時填寫，這是巴金在1980年月初寫給出書社的通用信函。巴金平生不曾領過國度的薪水，靠稿費生涯，這份短簡自斷“財源”，等于把本身的生涯保證都捐給中國古代文學館。盡管不是一切的工作都可以用金錢來權衡，可是這足以證實中國古代文學館在貳心中的分量。

從一個假想，到一代作家配合呼吁，再到篳路藍縷中幻想完成，中國古代文學館從創建到成長，可見巴金和他的伴侶們強盛的舉動才能和踐行本身信心的不懈盡力，這也是中國常識分子踐行幻想的一個勝利樣本。

一、“我愿意盡最年夜的盡力促進它的呈現”

1978年春天，巴金到北京列席第五屆全國人年夜一次會議，會議停止后留上去訪友，良多老伴侶都是劫后重逢。3月15日上午，兩位在《國民日報》做編纂的伴侶夏景凡和姜德明往前門飯館探望巴金，午時，他們又一路往晉陽飯館與在那里的袁鷹匯合一路請巴金午飯。在往飯館的路上，愛好新文學書刊加入我的最愛的姜德明同巴金談起女作家羅淑：

我談起已故女作家羅淑，很是可惜她生前寫得太少了。巴金說他手頭似乎還保留有羅淑的幾封信，應當有個單元來彙集這些工具，包含別位作家的材料，都應放在一路，好讓人們來研討。我說可以斟酌把原稿先在報刊上頒發，巴金認為：“那倒紛歧定，只需有人管起來就好。”[2]

姜德明后來把他們的說話內在的事務寫進文章頒發，這一次說話，能夠是巴金最早向友人流露樹立相似文學館如許一個“單元”的假想。汗青地看，我們不克不及不敬仰巴金的靈敏，他的材料保留、彙集的認識走在了年夜大都作家和學者的後面。1979年巴金拜訪法國、1980年拜訪japan(日本)，在海內，他看到人們對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和材料彙集的熱忱，這與國際方才停止的文明大難中被看成“香花”恰成對比。他還看到一份材料，講japan(日本)東京有一家近代文學館是靠作家們本身的氣力樹立起來的，中國作家為什么不克不及舉動起來建一座中國古代文學館呢？

1980年8月15日，巴金拜訪瑞典回來在北京居停時代又見到姜德明，他再次提起文學館的工作：“‘本來我也想過，是不是由作家們出一點稿費支撐一下，這也是作家們都很關懷的事。后來周揚同道說，仍是由公眾來辦吧。’巴老認為只需有了屋子就好辦了，館內的書刊雜志，誰若需求供給的話，請出一點手續費就好了。他又說，有個伴侶預備寫文章要為文學館呼吁了，讓我也斟酌寫文章。”[3]巴金已與周揚等引導溝經由過程，此時開辦文學館的設法已趨成熟。

四個月后，巴金正式收回“開辦一所中國古代文學館”的建議：

我提出中國作家協會負起義務來開辦一所中國古代文學館，讓作家們盡本身的氣力輔助它完成和成長。假如我可以或許在北京看到如許一所材料館，這將是我暮年的莫年夜幸福，我愿意盡最年夜的盡力促進它的呈現，這個任務比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想錄》更有興趣義。[4]

此文寫于1980年12月27日，越日在為《創作回想錄》所寫的《后記》中，他再次呼吁：“出書這本小書，我有一個愿看：我的聲響非論是微弱或許洪亮，它是在替中國古代文學館的呈現喝道。讓如許一所材料館早日樹立起來!”[5]

1981年4月，在“隨想錄”專欄中，巴金專門寫了一篇《古代文學材料館》，“能夠有人笑我斟酌文學館的工作著了魔”，[6]巴金是這么寫道，他對文學館的渴望之熱切居然以“著了魔”來描述。1982年，他又寫了一篇《再說古代文學館》。這兩篇文章基礎上把他建議樹立文學館的重要構思和意圖講明白了：“我假想中的‘文學館’是一個材料中間，它彙集、加入我的最愛和供給一切我國古代文學的材料，‘五四’以來一切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等等、等等。這只是我的初步假想，未來‘文學館’成立，需求做的任務能夠更多。”[7]彙集研討材料之外，這個建議還跟巴金后半生的經過的事況和暮年的反思有著親密的聯絡接觸：一段時光，古代作家成為被批評的對象，他們的作品被歪曲為“香花”，畢竟該若何評價“五四”以來的作家的進獻和這一代作家所走過的途徑，若何對待這些作品，巴金有本身的思慮。跟著新時代思惟束縛活動的推動，巴金以為有需要樹立一座文學材料館，將那些可貴的材料留給社會、留給后人。“有了文學館，可以給我國古代文學六十多年來的成長做一個總結，讓大師了解一下狀況我們這些搞文學任務的人畢竟干了些什么工作。”[8]

巴金為中國古代文學館部門捐錢清單

對于正在推動中的中國古代化工作，巴金以為精力的古代化更不容疏忽：“點著火柴燒毀汗青材料的人明天仍是有的；認為買進了最新的機械就買進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可是更多的人信任我們需求加大力度我們的平易近族驕傲感，進步對我們平易近族精力的熟悉。熟悉本身，熟悉我們的文學，熟悉中國國民的心靈美。我們有一個豐盛的礦躲，為什么不扶植起來好好地開采呢？”[9]這等于說文學館從假想中就不只僅是史料收藏的“倉庫”，它是與一個平易近族的精力史和文學史聯絡接觸在一路。

二、“建個文學館，好”

“開辦一所‘古代文學材料館’，您感愛好嗎?”[10]這是巴金1980年11月15日給姜德明信中的一句話。隨后的幾封信中，他們都在議論此事，巴金表現：“我愿意為它的開辦出點力，並且信任肯出力的人必定不少。您感到如何？”[11]“我提出中國作協負起義務來樹立這個館。您看如何？”[12]垂垂地，假想已進進操縱層面的打算：“文學材料館的事還需求鼎力宣傳，我給羅蓀寫信也提到了。我提出中國作協負起義務來，錢和材料大師募捐吧。”[13]

姜德明在《國民日報》上公然了巴金的呼吁，使得私家間的交通擴大到文學界，作家們紛紜呼應這個號令。那又是一個春天，1981年3月12日《國民日報》第八版頒發了兩篇跟文學館有關的文章，一篇是巴金的《創作回想錄》后記，別的一篇題為《關于樹立中國古代文學館的提出》，姜德明以編者的名義摘選巴金文章中談文學館的話，他說：“巴金同道文末提到樹立中國古代文學館的事，在他寫的《創作回想錄》之十一《關于〈冷夜〉》中也曾說起，現摘錄如后，以見他的急切心境。”隨后姜德明又組織幾位文學界主要人士撰文照應巴金的主意，臧克家以為“建個文學館，好”：“明天，讀到巴金同道的文章，提出了如許的提出，我舉手同意！”[14]羅蓀傳達茅盾和其他老作家的見解：“他很是同意這個提出，并表現要把他所有的創作材料供給給文學館。”“這個建議，還獲得了老一代的作家葉圣陶、夏衍、冰心同等志的熱鬧支撐。”[15]曹禺說：“它會加強我們的平易近族驕傲感，讓我們加倍地熟悉本身。這也將是內陸的一個聲譽。”[16]唐弢以為：“我同意巴金同道的提出：這是回想，也是前瞻！[17]

巴金的假想能勝利落地，跟在北京的老友羅蓀積極奔忙、鼎力推動分不開。那段時光，在他們通訊中“文學館”是主題詞：

我在停筆之前還想促進中國古代文學館的樹立。我向姜德明談過，他來信說你也同意，無妨請你宣傳一下。我除捐贈材料外，還可以捐點錢，我看由作協來開辦最好，當局撥給一所衡宇就行了。彙集材料，供應材料，人不在多，作協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引導。一切作家的資料都收，不作評論，只向中外研討職員供給資料，收手續費。你看如何？[18]

羅蓀回信，談到他在北京為此事奔忙的初步結果：

得來信后，我曾與光年、周揚同道講到這事，他們非常同意還挺身而出，需要時他將往運動一所衡宇，以作館址，需求先搞一個緣起和計劃，征集一些同道餐與加入……我想總要促進此事。[19]

關于作家材料館的事，……我想先寫個緣起，請大師簽名倡議，再擬出個措施來，慢慢促實在現，如能夠，則在作協理事會上把這提出正式提出來，構成一個決定就更好了。[20]

巴金回信中再次明白本身的設法，并要帶頭捐錢：

斟酌再三，我感到成立古代文學材料館比擬有興趣義。我愿意募捐一筆錢（年夜約十萬吧）和一些書刊、資料。只求當局撥給一所屋子。收也好，放也好，如許的材料館什么時辰也需求。它只是一個材料中間，對哪一派都不妨礙。並且有了它，對游玩也有利益，還可以吸引本國的研討者。材料館可以保留一些可貴的資料如照片、信札之類。[21]

羅蓀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文藝報》主編，是巴金與中國作協聯絡接觸的主要紐帶，也是巴金關于文學館假想最為實在的支撐者和實行者，在文學館的提出、籌建和計劃中，他起到要害感化。除了他之外，巴金的那些老友們在那時辰和以后的歲月中也都為文學館進獻了氣力，他們中有代為呼吁的，有捐贈材料的，還無為文學館召募資金的。在這些人中心有茅盾、夏衍、冰心、李健吾、唐弢、蕭乾、汝龍、辛笛……這是一份很長很長的名單。世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師的全力支撐下，巴金的假想越來越接近目的。

三、“屋子題目處理，文學館可以創辦了”

中國作家協會積極地承當文學館的計劃和籌建任務。

1981年3月27日，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去世，4月20日中國作協召開主席團擴展會議，巴金被選為主席團代表主席，在此次會議上，古代文學館的籌建題目也列進議程。昔時10月13日中國作協召開主席團會議，會議由巴金掌管，“會議還聽取了關于‘中國古代文學館’籌建任務的報告請示。由巴金提出的關于樹立‘中國古代文學館’的建議，取得了各方面的呼應和支撐。將要扶植的‘中國古代文學館’，具有國度檔案館的性質。它將慢慢扶植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材料中間和若干位中國古代文學巨匠的材料、研討中間。巴金已募捐15萬元作為建館基金。他表現還將持續為文學館召募基金，增進文學館早日建成。”[22]閉會當天，中共中心總書記胡耀邦接見巴金、張光年、賀敬之、朱子奇等人，他也對文學館的籌建寄予盼望，后來的消息報道中說：“樹立中國古代文學館，是巴金同道1980年建議的。1981年經中共中心宣揚部批準，由中國作家協會準備。胡耀邦同道在一次接見巴金同等志時，對樹立中國古代文學館表現熱忱關心和支撐，并作了主要唆使，說這是扶植社會主義精力文明中的一件很有興趣義的任務。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會經過小樹屋議定定由巴金、謝冰心、曹禺、嚴文井、唐弢、王瑤、馮牧、孔羅蓀、張僖９人構成‘中國古代文學館準備委員會’，孔羅蓀任主任委員。”[23]——這則報道中確認了：古代文學館的籌建在1981年獲得中宣部的正式審批；在此次主席團會議上，中國古代文學館準備委員會構成，它標志著這項任務正式睜開，這是具有汗青意義的時辰。

巴金保留的一幀古代文學館（萬壽寺）正門照片

在這一經過歷程中，良多事務性的任務正在慢慢落實，每一個步驟都牽動著巴金的心。改造開放之初，國度比擬艱苦，良多工作在停止經過歷程中一波三折。羅蓀1981年6月28日給巴金信上說：“關于文學館的事，一是中宣部曾經批了，批准成立，只是衡宇尚需求再作一番盡力，預計先租一所屋子。”[24]隨后，“準備小組”成立：“日內先樹立一個準備小組，并成立一個二、三人的小班子，擔任做預備任務，如提出部門計劃，尋覓恰當衡宇，以便停止任務；……”[25]衡宇題目是要害，也是最難處理的，巴金曾在文章中為它找不到處所而憂慮，羅蓀等人在北京也是多方面想措施：

關于文學館的事，我同光年同道研討了，此刻引導上仍是比擬器重，馮文彬同道提議先由北京市撥一所屋子作為過渡之用，年過后就需求本身往跑、往催，不然依然是一紙空文。處所是北京原國際俱樂部（在東交平易近巷），抓緊一點也許能給，如許可以先有落腳之處，便可著手任務了。葉老的字曾經寫好了，我將往取來，先把招牌做好掛起來，其他一些預備任務，都將逐步開端做起來了，還想向各省市文聯作協發信請協助彙集有關材料。您有什么看法，看隨時見知。[26]

那時良多有文明目光的引導的支撐是文學館得以建成的主要保證：

讀了您的信深受激動，屢次提到文學館能早日完成，我在作協的書記處會上也幾回再三提出，此刻是引導上非常器重，除了胡耀邦同道、習仲勛同道、喬木同道外，馮文彬同道也很器重……

……

這幾天我想和朱子奇一同往找一下喬木同道，別的由延澤平易近同道往找習仲勛同道，想方設法先弄個過渡場合，此刻的事，引導講了話，下邊照樣不睬，其實太不正常了。要改變這個局勢，還要花鼎力氣。[27]

1982年5月，籌建中的文學館總算有了落腳之處。巴金在給羅蓀的信上說：“喬木同道也有信來。屋子題目處理，文學館可以創辦了。”[28]胡喬木親身致信巴金，是為巴金釋憂，大師都了解巴金在為此事掛記。籌委會成立一年后，1982年10月16日，中國古代文學館籌建處于北京萬壽寺西院正式掛牌。中共中心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前去慶祝，親身為它掛牌，前去慶祝中國古代文學館籌建處成立的還有：周揚、賀敬之、華楠、王政柱、劉導生、張年夜中、劉白羽、艾青、曹禺等。[29]這個姑且館址是在中心和北京市引導等各方面和諧下才處理的，但是，它并非最幻想的保留材料的處所。有人曾描寫那時的狀態：“萬壽寺西院是明清時期的遺物，曾為慈禧的駐蹕之地，園林式的多重院落，占地近一萬平方米，建筑面積為五千，而應用面積又遞加一半。衡宇是磚木構造，剛經過的事況了一場焚往三座年夜殿的年夜火，斷壁殘垣，枯樹荒草，令人驚心動魄。院內有幾處用房尚被占住，費事層出不窮。文學館的第一批任務職員在各方面的聲援下挺身往敷衍面對的重重艱苦和考驗了。”[30]

別無選擇，只能在此基本長進行補葺。羅蓀向巴金報告請示：“文學館的事已作了布置，下周將往訪喬木同道，擬一面補葺，一面著手搜集材料，并住進職員，訂出進度計劃，積極停止。”[31]隨后，羅蓀又向巴金具體論述由張光年支撐的中國作協黨組會關于古代文學館面對一些題目的處理計劃：軍隊占用的屋子正在有刻日的撤出，商請清華年夜學建筑系design初步計劃，“訂定了建築打算，分三步停止，第一個步驟補葺二、三兩個院落，第二步肅清火燒場，建築第五個院子，第三步建築第六個院子”還有專門建築一個文物質料寄存處……”[32]

羅蓀對巴金說：“我將盡能夠解脫其他任務，全力抓文學館的事。”[33]“承您的信任，我總盡一切氣力促其成”。[34]1983年，羅蓀，虛歲七十二歲；巴金，虛歲八十，他們都曾經進進了人生的老年末年，在這個年事，在身材都相當欠好的情形下，他們一南一北配合為一個工作的開闢而竭盡心思，想來不克不及不令人激動。文學館，從一個幻想到短時光里落地生根，是一大量人在艱難的前提下盡力奮斗的成果，開闢者們的貢獻精力，不容忘卻。文學館的第一任館長楊犁就曾以“創業難，但亦樂在此中”談文學館創立的不易：“文學館從無到有，由小及年夜，是由于文學家的呼應，由于多方的聲援，也有同仁的盡力。所進駐時還不外五六小我，從肅清院場、瓦楞上的蒿草做起，以零為出發點的材料匯集就更為艱巨了，他們捕獲每一個信息，從報刊雜志上，也到舊書店收買站往，甚至預計到造紙廠尋覓線索。那是一點一滴的積聚。”[35]黃裳1983年往北京特意往了萬壽寺，他看到的是這個樣子：“我們就在廢墟后面的一進年夜殿里遭到招待。聽擔任同道先容萬壽寺撥交古代文學館后的任務停頓情況。李楓同道后來也趕了來賜與領導、闡明。任務是艱巨的。地處西郊，路況未便；生涯舉措措施簡直全無。由於是古文物建筑按規則在寺的四周若干米之內不得建造取熱的汽鍋房，殿里更不克不及生火。北京的冬天，在這四面通風的年夜殿里辦公就先是一種嚴重的考驗。殿里的佛像早已沒有了。改為練功房后，方磚展地也改成了水泥地平，年夜殿里疏落地堆放著一些新購買的書架、鐵床和零星的辦公器具，此外就是一捆捆新出書的文學書。有的還沒有解開、上架。每種書大略都有兩套復本。報紙雜志也有一些，一切都浮現著草創的樣子。”[36]二十多年后，黃裳還深有感慨地說：“一九八三年秋赴京之前，往看巴老。他吩咐我必定要抽暇到古代文學館往了解一下狀況，回滬后把見聞告知他。那時是文學館的草創初期，臨時借住在萬壽寺。我想法借了一部車子往了一趟，見聞就寫在《東單日誌續篇》里。裝備粗陋，艱苦重重，那真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任務之艱苦，看了使人激動。”[37]

四、“我想把贈款早日匯到北京”

有了文學館的假想后，巴金預計捐錢、捐材料，japan(日本)作家是這么做的，他信任中國作家也可以辦到。當文學館的籌建啟動后，這位一輩子白手起家的作家火燒眉毛地要兌現許諾。

“文學館的籌建任務盼望你抓一下，連成一氣，能早些辦起來最好。我想把贈款早日匯到北京，請代問管帳課（或財政組），若何匯法，能否寫明作協的銀行帳號。”[38]幾經周折，這個工作，1981年7月13日終于辦妥了，在當日的日誌中，巴金安靜地記道：“上午辛笛偕潘抒來。下戰書兩點國煣陪我往華東病院和盧灣區國民銀行打點劃款手續，將贈款十五萬元交上海文聯轉給中國作協。”[39]在1980年月初，“萬元戶”都能上消息，巴金捐出的這十五萬元并非戔戔小錢，而白叟不是富豪巨商，這都是他辛辛勞苦寫字所得，他決然為文學館的扶植捐出，堪當“忘我”二字。

1981年7月，他進一個步驟表現：“我還想把今后出版一切的稿費都送給材料館，還預備為它募款。總之，使這個工作早日辦起來，年夜成長。”[40]說到做到，當即舉動，“比來給寧夏出書社編了一本《悼念集》，給四川國民出書社編了一套十卷本《全集》，年夜約城市在年末出書。我已對出書社講明白稿費所有的送給文學材料館。”[41]后來，他又慎重地對羅蓀說：“以后我要辦到：一切稿酬都送給文學館。但這種措施盡不克不及宣揚、推行，講出往也沒有小樹屋利益（我是個破例，是特別的情形），請不要對外人講。錢匯來請籌委會作為捐錢收下就是了。”[42]年夜約也恰是在這個時辰，他打印了那張致出書社的空缺函，以告訴各出書社把稿費直接付出給文學館。

巴金為中國古代文學館部門捐錢清單

巴金曾吩咐掌管四川國民出書社任務的侄子李致：“以后不要再給我寄稿費了。今后一切我的著譯的稿酬，新出的書如《回想與摸索》和十卷本《全集》的所有的稿費一概贈古代文學館，已出各書若有重版的機遇，稿費也送給文學館（蕭珊的譯著也包含在內）。以后請必定照辦。”[43]在1985年和1986年巴金給文學館楊犁館長的信中也屢次談到捐贈稿費的工作，[44]巴金舊居躲有一份“巴金同道捐錢清單”，內在的事務如下：

1982年

7月31日 為文學館捐錢 150711.23元

7月31日 為文學館捐錢利錢 156.74元

7月31日 《摸索與回想》稿費1590.50元

12月教學4日 《讀賣消息》稿費627.14元

12月25日《序跋集》稿費2164.80元

1983年

1月29日 《父與子》重版費155.52元

2月26日《高爾基文集》稿費11.66元

2月26日 《家》重版稿費183.46元

2月26日 《春》重版稿費147.42元

2月26日 《秋》重版稿費187.67元

2月23日 《悼念集》稿費1339.44元

2月22日 上海款轉北京利錢款1308.00元

4月19日 《新文學史料》稿酬39.00元

10月29日 上海款轉北京利錢3716.10元

11月15日 活期存款利錢23.75元

11月15日 《屠格涅夫中篇小說》稿酬200.51元

12月1日 japan(日本)公論社匯《隨想錄》稿酬83.21元

1984年

3月21日 國民文學出書社《巴金全集》稿酬585.00元

1982年7月31日—1984年3月21日算計：163231.15元[45]

這里顯示的僅僅是不到兩年的捐錢數額。這個詳目上的數字，多則十幾萬，少到十幾塊，數額并紛歧定很主要，主要的是這種捐錢是“涸澤而漁”式的，一個不留啊。巴金對文學館真是誠心誠意。

巴金捐贈書刊材料擺設闡明

與此同時，巴金也開端源源不竭地捐贈可貴的書刊、手稿、書畫。1981年他就表現：“關于文學館，以后我還可以：一，捐贈材料；二，持續捐贈稿費；三，捐贈束縛后出書的文學書刊，如《國民文學》、《詩刊》、《文藝報》、《戲劇報》等全份。”[46]后來他又說：“一有屋子，我就預備把捐贈的書刊和材料送出往。……我要在往世前把這些事逐一辦妥。這簡直是件功德，也值得破費您暮年的可貴時光、精神和血汗。”[47]這些書刊都是他親身遴選和收拾的，這個任務占據了他不少時光：“從噴鼻港回來，還要清一點書和材料送給文學館。搖旗呼籲的工作我還可以做一點。總盼望讓文學館早日樹立起來。”[48]“我下次往京，還要帶幾本書給文學館。我的作品館內缺的，我可以陸續補齊。你們需求什么，請來信告訴。”[49]——“你們需求什么，請來信告訴。”這簡直是有求必應啊。巴金給文學館捐材料不只僅是那一段時光，而是一向連續到1990年月中期，直到白叟身材虛弱無法再做這件工作為止。

巴金究竟捐了幾多工具？今朝尚無準確和周全的統計。從可查的數字看，書刊，近九千冊。“出書時光最早者為1909年，至遲者為1993年。此中1949年12月以前出書者二千余冊，1950年1月至1966年5月出書者四千余冊，1966年6月至1976年12月出書者約三百冊，1977年至新世紀初出書者二千余冊。”[50]這些書分十多批陸續捐贈給文學館的，里面有大批的作家簽名本，也不乏古代文學的珍本書。《國民日報》在1983年11月19日曾頒發一則題為《巴金募捐可貴材料》的簡訊（簽名“文”），談到的應該是巴金第一批的捐贈，尚以書刊為主：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比來將他多年所躲書刊，函件、手稿等可貴材料3161件募捐給中國古代文學館。

在這批材料中，有巴金手稿36件，巴金各類版本的作品112種……有譯成23種文字的巴金外文版著作49本；譯文34種；具有研討價值的《煤》（后改為《雪》）《家》《秋》等出書清樣8件。所捐手札中，有巴金年老李堯枚（《家》中人物原型)他殺前寫給他的最后一封信，以及茅盾、繆崇群等作家函件8封。

此外，巴金還募捐了收藏多年的羅淑、王西彥、黎烈文、梁宗岱等人的手稿8件；巴金常常為之撰稿并介入編纂的《文季月刊》《水星》《狼煙》《文藝回復》等主要文學期刊15種以及其它可貴材料。今朝，巴金所募捐的材料，已所有的送到中國古代文學館。

巴金后來募捐了更多的作家信信、手稿和名家信畫……正如前所述，多少數字和價值也許不克不及闡明什么，這位文壇大師對文學館的那顆心才是最可貴的。巴金的暮年，跟著年事的增加也進進多病期，尤其是帕金森氏癥嚴重影響他正常寫作和生涯，可是，他依然有大批寫作和翻譯的義務，固然簡直拒絕一切社會運動，但是家中訪客仍是不竭，各類各樣的“攪擾”都在影響著他的寫作。在如許的情形下，他把暮年的可貴時光和無限的精神義無反顧地投進到文學館的扶植工作中，這的簡直確是把文學館的工作看成他本身的工作。他不只是文學館創立的建議者，並且一向是身材力行的主要支撐者。

中國消息社記者谷葦1983年9月23日發自上海題為《巴金在任務》的電訊中說，巴金年夜病后出院，一邊錘煉一邊任務，此中談到給古代文學館捐贈書刊，他為我們留下了一幅巴金昔時任務的場景：

為了支撐文學館的任務，巴金正在讓他的家眷輔助收拾他加入我的最愛的古代文學書刊，還有一些極為可貴的書簡、手稿等等。記者在巴金家略坐的半晌，他的侄女李國煣正和一位青年伴侶幫他收拾預備募捐的躲書，她拿了一本巴金創作的《春》來問：這本書是不是翻版書?巴金細心過目以后作了答覆，她才拿起回類往了。

“此次總共募捐幾多書？”

“正在收拾，確實的數字還不知道。歸正這是第一批，今后還要不竭收拾。不竭募捐給文學館的。”巴金說。他驀然想起一件事告知記者：“比來找到曹葆華早年寫的一本詩集《無題草》手稿，那是幾十年以前他給我預備在上海出書的，后來不知什么緣故沒有出成。此刻把它捐給文學館，也算找到一個最適合的保留的處所。”[51]

巴金的舉措和貢獻，感動和沾染了一大量老作家，特殊是像冰心、李健吾、蕭乾、汝龍等他的好友，都敏捷呼應他的號令，把本身家里的“寶物”募捐出來。冰心說：“我平生沒有財富，最可貴的就是先輩師長教師和中外伴侶們贈我的他們的書畫和著作。”冰心決議把它們全都捐給文學館，“這館是在我的老友巴金建議下成立的……”[52]哪怕后來，他的伴侶辛笛往世了，巴金也不在了，辛笛的家人仍是把大批主要材料捐贈給文學館。記得我曾問過辛笛的女兒王圣思，王教員答覆：這是我爸爸生前承諾過巴金伯伯的……

1985年3月26日巴金在中國古代文學館開館典禮上講話

五、“只需我一息尚存，我愿意為文學館的成長出力”

1985年3月26日，沉靜已久的北京西郊萬壽寺熱烈了起來，這一天，中國古代文學館要在這里舉辦開館儀式。各個姑且館舍已補葺終了，所有的面積約一萬平方米。館內設有書庫、報刊庫、檔案庫、手稿照片庫、攝影室、復印室等，躲書刊近六萬冊（本）、照片一千多張、原稿手跡二百余件，并保留了一批作家的灌音錄像，可謂初具範圍。[53]文學界人士夏衍、沙汀、胡風、盛成、周而復、唐弢、林默涵、駱賓基、徐遲、林林、王蒙等和各方面引導二百多人列席了典禮。巴金特地從上海趕到北京，有人說這是“一次嘉會”，并以“令人難忘”來描寫阿誰排場。此中談到巴金：“夏衍同道來了。我隨著他擁進了招待室。招待室里燈光閃耀，巴金被攝像師們牢牢地圍住，不只不克不及同他打召喚，的確擠不出來。我很快地退了出來。”[54]

中心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列席開館儀式，并代表黨中心向文學館表現熱鬧慶祝，向文學館的建議者、支撐者、引導者巴金同道表現敬意和感激。他說，中國古代文學館的樹立，對其它姐妹藝術樹立異樣機構起到了積極的增進感化。他盼望文學館可以或許越辦越好，越辦越充分，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不成磨滅的位置。[55]作為文學館的建議者和聲譽館長，巴金在會上做了冗長又樸素的講話：

明天我能來我心里很興奮，由於明天是中國古代文學館正式開館的日子，這簡直是一件年夜功德。我們如許一個十億生齒的年夜國，應該有一個如許的文學館，至多應該有一個。此刻成立了，這是很好的工作，固然範圍很小，可是從今以后就會從小到年夜。

我信任中國古代文學是一股強盛的氣力，文學館的存在和成長就將證實這個現實。我又病又老，可以任務的日子也未幾了，可是只需我一息尚存，我愿意為文學館的成長出力。我想，這個文學館是全部所有人全體的工作，所所以人人都有份的，也盼望大師出力，把這個文學館辦得更好。未來不單辦一個，並且還辦兩個、三個，各地年夜的省市都有分館，如許成長，我信任這個遠景是會完成的。[56]

“只需我一息尚存，我愿意為文學館的成長出力”，巴金說的不是一句廢話。就在文學館開館儀式那一天，任務職員還記下巴金如許一個密意的舉措：

那天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深入的印象。巴老被扶進會議室，剛一坐下，他就火燒眉毛地立即把右手伸進年夜衣左側內壁的口袋里，遲疑了一下，終于取出一疊錢，向著在身旁落坐的楊犁館長說：“我比來獲得一筆稿費，把它捐給文學館。”

他的聲響是柔和的，舉措是猶豫的，仿佛煩惱對方會謝絕他的好意似的。當他的錢被接收的時辰，他顯得輕快起來，似乎他應邀來文學館的一個重要義務就是捐款。這件年夜事一辦成，他就興奮了。[57]

中國古代文學館新館館舍開館留念首日封

“只需我一息尚存……”，他一刻也沒有結束為文學館呼吁和盡力。在別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又在為文學館古代化的、永遠性的館舍而呼吁，他的平生盡少為本身小我的工作向引導人提出什么請求，可是，那些年，見到相干引導，他城市為文學館呼吁。1993年1月3日，他盡管寫字費勁仍是提筆給那時的最高國度引導人寫信，反應文學館碰到的艱苦，最急切的是館舍的題目，他說：

樹立中國古代文學館是我平生最后一個任務，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神進獻給中國古代文學館，我信任它的前程很是遼闊。這是表示中國國民美妙心靈的豐盛礦躲，它可以加強我們的平易近族驕傲感進步對我們平易近族精力的熟悉。我不愿意看見它夭折。它面前有不少艱苦，需求大師的支撐；也渴望能獲得您的輔助，請您干預干與一下，在新館址未落實之前，盼望仍自始自終讓中國古代文學館在萬壽寺西院安身，不履行有償借用。

中國古代文學館新館c座

中國古代文學館新館東門

中國古代文學館新館南門

在他和他的伴侶的呼吁下，在中國作協的積極盡力中，中國古代文學館永遠性館址的扶植終于從立項到建成，并于2000年5月23日舉辦新館開館儀式。巴金這一次不克不及親臨北京列席儀式，可是在病床上不雅看了電視消息，聽人朗誦了報紙的報道，后來還不雅看了錄像，他“平生最后一個任務”總算有了一個欣喜的成果。

中國古代文學館新館壁畫之一（內在的事務取自巴金《冷夜》）

中國古代文學館年夜門上的巴金手印門推

現在，每當我面臨門前刻有巴金的話的那塊巨石時，我經常想到巴金舊居所躲的給出書社的通用信箋，巴金要用本身的稿費來完成一個幻想，從那張薄薄的信箋，到這塊巨石，到這么巨大的一座文學館，看似不成能的工作，在尋求幻想者的信心和實行中完成了。每逢與巴老的手相“握”，排闥走進文學的時辰，我又想到他對文學館第一任館長楊犁說的話：“讓我們大師為文學館多多出力吧。文學館會成長下往。中國作家的美妙心靈會經由過程文學館的成長而開花成果，我果斷地信任工作必定會年夜成長。”[58]薪盡火傳，一種義務之外，還讓人覺得任重道遠。

2021年2月3日清晨兩點寫完；5月18晝夜修訂

（本文原刊《河北經貿年夜學學報》綜合版2021年第2期，本次重刊時作者做了文字上的修正）

注釋：

[1] 巴金舊居躲件，未刊稿。

[2] 姜德明：《與巴金閑談》第7—8頁，四川文藝出書社2019年1月版。

[3] 姜德明：《與巴金閑談》第16頁。

[4] 巴金：《關于〈冷夜〉》，《巴金選集》第20卷第701—702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93年4月版。

[5] 巴金：《后記》，《巴金選集》第20卷第703頁。

[6] 巴金：《古代文學材料館》，《巴金選集共享會議室》第16卷第292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91年3月版。

[7] 巴金：《古代文學材料館》，《巴金選集》第16卷第295頁。

[8] 巴金：《再說古代文學館》，《巴金選集》第16卷第439頁。

[9] 巴金：《古代文學材料館》，《巴金選集》第16卷第295頁。

[10] 巴金1980年11月15日致姜德明信，《與巴金閑談》第175頁。

[11] 巴金1980年11月25日致姜德明信，《與巴金閑談》第177頁。

[12] 巴金1981年1月9日致姜德明信，《與巴金閑談》第180頁。

[13] 巴金1981年1月25日致姜德明信，《與巴金閑談》第181頁。

[14] 臧克家：《建個文學館，好！》，《國民日報》1981年3月26日第8版。

[15] 羅蓀：《一項主要的文學扶植》，《國民日報》1981年3月26日第8版。

[16] 曹禺：《致巴金——呼應樹立“中國古代文學館”》，《國民日報》1981年4月2日第8版。

[17] 唐弢：《回想是為了前瞻》，《國民日報》1981年4月10日第8版。

[18] 巴金1981年1月21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24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94年2月版。

[19] 羅蓀1981年1月29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64—265頁，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05年5月版。

[20] 羅蓀1981年2月12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65—266頁。

[21] 巴金1981年2月15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25頁。

[22] 新華社北京電訊：《中國作家協會召開主席團會議，決議恢復胡風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國民日報》1981年10月14日第4版。

[23] 鄭榮來：《中國古代文學館籌建處正式成立，胡喬木前去慶祝，巴金贈巨款和大批躲書》，《國民日報》1982年10月17日第1版。

[24] 羅蓀1981年6月28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67頁。

[25] 羅蓀1981年7月14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67頁。

[26] 羅蓀1982年1月1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71頁。

[27] 羅蓀1982年1月13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71—272頁。

[28] 巴金1982年5月13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35頁。

[29] 鄭榮來：《中國古代文學館籌建處正式成立，胡喬木前去慶祝，巴金贈巨款和大批躲書》，《國民日報》1982年10月17日 第1版。

[30] 劉麟：《巴金的最后一件任務》，《文學的復古》第134頁，北京時期漢文書局2013年9月版。

[31] 羅蓀1983年2月27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76頁。

[32] 羅蓀1983年4月22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77—278頁。

[33] 羅蓀1983年4月22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77頁。

[34] 羅蓀1982年1月13日致巴金信，孔瑞、邊震遐編：《羅蓀，收穫的人》第272頁。

[35] 小葉：《大批開放文學礦躲的時期曾經到來——訪中國古代文學館館長楊犁》，《文藝報》1985年9月26日。

[36] 黃裳：《東單日誌續篇》，《珠還記幸》第507-508頁，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5月版。

[37] 黃裳：《二十年后再說“珠還”——寫在新版《珠還記幸》重印之前》，《珠還記幸》修訂本第8頁，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4月版。

[38] 巴金1981年4月24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26頁。

[39] 巴金1981年7月13日日誌，《巴金選集》第26卷第460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94年2月版。

[40] 巴金1981年7月7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28頁。

[41] 巴金1982年2月19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33頁。

[42] 巴金1982年3月16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34頁。

[43] 巴金1982年3月15日致李致信，《巴金選集》第23卷第99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93年12月版。

[44] 見巴金1985年12月24日致楊犁信，《巴金選集》第22卷第481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93年8月版；巴金1986年2月1日致楊犁信，同前，第478頁。

[45] 劉麟：《巴金的最后一件任務》，《文學的復古》第138頁。

[46] 巴金1981年7月27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29頁。

[47] 巴金1982年1月6日致羅蓀信，《巴金選集》第24卷第131 頁。

[48] 巴金1984年10月9日致楊犁信，《巴金選集》第22卷第478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93年8月版。

[49] 巴金1985年3月2日致楊犁信，《巴金選集》第22卷第479頁。

[50] 許建輝：《〈巴金文庫目次〉后記》，《巴金文庫目次》第328頁，文明藝術出書社2008年12月版。

[51] 谷葦1983年9月23日發自上海題為《巴金在任務》的電訊，《中國消息》1983年9月26日。

[52] 冰心：《我向文學館捐贈書畫的顛末》，《冰心選集》第6冊第511頁，海峽文藝出書社2012年5月第3版。

[53] 見畢勝：《巴金建議成立的中國古代文學館開館》，《國民日報》1985年3月27日 第3版。

[54] 姜德明：《與巴金閑談》第30頁。

[55] 張新亭：《中國古代文學館昨日開館》，《北京日報》1985年3月27日。

[56] 巴金：《在中國古代文學館開館儀式上的講話》，《巴金選集》第19卷第386—387頁，國民文學出書社1993年版。

[57] 劉麟：《愚公“填海”——巴金與中國古代文學館之二》，《文學的復古》第141頁。

[58] 巴金1990年3月31日致楊犁信，《巴金選集》第22卷第484頁。  

（圖文轉錄發載自“巴金舊居”微信大眾號，原推文分高低兩部門，轉錄發載時合并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