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吳宓的唸書治學-找九宮格空間-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吳宓

一 、 自我認知與別人評價

吳宓除日誌外，沒有留下鴻篇巨制，今朝在報刊上可彙集到約300多篇文章，簡直都是1949年前所撰寫，中華國民共和國成立后沒有留下學術文章，思惟報告請示資料卻是不少，如1967年9月22日日誌記錄，自1966年9月至1967年4月，他寫陳述、批評本身的文章，就稀有十萬言。1971年12月，寫交接資料26頁，也有1萬字。這些工具如泥牛進海，那時主要無比，事后卻無片紙。在我看來，吳宓平生進獻重要在四個方面：開辦《學衡》，構成學派；從事講授，培育人才；展開學術研討，率先采取比擬方式研討“紅學”和詩學；舊體詩寫作。他的先生則以為，吳宓“最豐盛扎實、最有壓服力、最能獲得學術界公認的”，仍是“作為一個誨人不倦的年夜學傳授”。吳宓的詩人、傳授成分環球公認，成績也最高。開辦《學衡》并構成文明守舊主義思潮，影響深遠，他也功不成沒。那么，吳宓的學術成績究竟如何？有人說他是“國粹巨匠”，顯然是“過譽之辭”。作家葉兆言以為，他的“舊學基礎和年夜十多歲的魯迅不克不及比，和年夜三四歲的陳寅恪和胡適，也無法匹敵。就其性情而言，吳宓身上更多浪漫成分，最基礎不善於做逝世學問，對于舊文明的鉆研，他和新派的胡適顧頡剛之間的差距，跟著時光成長，也只能是越來越年夜”[1]。舊學確定比不外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新學天然是比不了魯迅和胡適，拿來比擬的都是舊學和新學年夜佬，吳宓在學術上無法與他們匹敵。

1996年，劉夢溪主編“中國古代學術經典”叢書，35卷，河北教導出書社出書，叢書收錄了僅40位古代學術名家的經典之作。有興趣思的是有一人一卷，一人兩卷，兩人一卷，三人一卷和四人一卷等分歧情況。如梁啟超、章太炎、康無為、嚴復、趙元任、陳寅恪、董作賓、顧頡剛、郭沫若、湯用彤、蕭公權、馬一浮、方東美、傅斯年、梁漱溟、唐君毅、陳垣、熊十力、李濟、蔡元培、錢基博、張君勱、太虛、胡適等為小我零丁成卷，錢賓四、金岳霖卷和馮友蘭為各高低卷，黃侃和劉師培、洪業和楊聯陞、廖溫和蒙文通、余嘉裼和楊樹達為二人合卷，楊文會、歐陽漸和呂澂為三人合卷，最有興趣思是魯迅、吳宓、吳梅和陳師曾四人合一卷。如許的編法能否公道，也有可商議的處所，它至多也闡明吳宓在學術上的位置。當然，能與魯迅的學術排在一路，也算是不錯的評價。至于葉兆言說有人稱吳宓為“中國比擬文學開山祖師”“是一種站不住腳的夸年夜其辭”[2]，則是完整不合適現實。也有評論以為：“他集磨難和風騷于一身，融古典主義、新人文主義思惟與浪漫主義詩情為一體，有嚴重的精力、人格決裂行動，學術成績平凡，是一位以日誌傳世的自傳體作家。重情感，講道義，本身卻墮入情感與道義扳纏不清的泥塘之中”[3]。說他的“學術成績平凡”，假如指1949年后尚可，指以前則有些偏低。

1949年前，吳宓原來對學術就有些松懈，在美留學時，湯用彤就曾批駁他過火“關懷俗務”“嫻習寒暄”“唸書少而心志分，殊可可惜”[4]。束縛后，學術周遭的狀況變更了，學術荒涼，他的學術研討幾近拋荒，多為暗裡交通說話，憑文明信心和心性頒發群情，不少闡述浮現碎片化，且多重復言說。對于學術，他實有不少掛念。孫法理傳授在《亦狂亦俠亦溫文》一文里說：“有一次我曾提出他再寫文章，特殊是有關‘紅學’的。他的答覆是，‘我此刻要持盈保泰，以不寫為宜’。他用的‘持盈保泰’四個字至今浮光掠影，可見他對本身那時的位置覺得可貴，也很愛護，不愿寫文章冒風險。”[5]說這話是1960年月初，吳宓還受優待。但他深知不上不下，必需兢兢業業，“持盈保泰”是自我維護，即在極盛時也要謙遜謹嚴以保安然，免生禍患。《圍爐夜話》說：“守拙安貧，多麼清閑，而功德者偏自尋煩心傷腦；持盈保泰，總須謙讓，而恃強者乃自掘墳墓。”[6]所說便是此理。當周遭的狀況變更和小我愛好產生沖突，唸書治學和述而不作卻不掉為潔身自好和安居樂業的保存戰略。如想到他后半生的處境，“唸書且不克不及，遑言著作？自適且不克不及，遑言益世？就義一切，廢棄百事，只辦得全身茍活（免禍，以獲善終）罷了”[7]。我們就不克不及過高請求，更不應往過多斥責了。

現實上，他對學術研討一向持有謙遜而嚴苛的立場。1927年10月31日，他“與寅恪談，并與別人較。自發（一）我猶不免難免為村夫也。其識見之偏狹，行事之樸陋，雖自誇真摯，而常為通人（如寅恪、宏度等）所笑。（二）我腹中空空，毫無實學。但務虛理空說，而盡少真獲。既欠亨西國古今文字，又少讀中國冊本。（三）我之所思所行，勞精疲神者，皆有益事，皆不成告人之事。宜痛改之”[8]。陳寅恪的學術成績世所公認，也一向是吳宓的崇敬對象，絕對陳寅恪學術研討的胸無點墨，吳宓簡直有些淺薄偏狹，他雖有奇特的性命體驗和小我氣質，也有學術的真摯和鮮活。他曾謙遜地評價本身：“論做學問，宓不及王不雅堂（國維）、陳寅恪；論梵學，不及熊十力；論經學，不及杜鋼百；論作詩，不及‘白屋詩人’，故而從不敢以‘名人自誇，更遑論‘名傳授’’”[9]杜鋼百傳授為吳宓密掌管清華國粹研討院時的第一屆研討生，與吳宓在東北師范學院同事多年，他以為吳宓“豈止是紅學家，他乃一代年夜儒”[10]，還評價說：“雨僧平生，以忠貞事平易近族，以誠信待伴侶，學貫中西，獨樹一幟。惜乎束縛后多是述而不著”，“眾人著書妄也,雨僧不著吝也!”[11]“吝”這里指不舍、吝惜和認為恥之意。

吳宓不完整是書齋型的學問家，也不是尋思型的思惟者，而是感悟型的批駁家。他愛好與人扳談，善口述但不著作，亦可稱為述而不作。他愛好追蹤關心社會汗青文明的巨大題目，如“文明”“品德”“人生”和“詩律”之內在和意義等，不作專家之學和高深之問。這或是性情使然，或由舊學空洞。他想做通家之學，但缺少自治，關懷俗務，沉于情感，哪有時光和心力，往專攻一家。當然，他也有本身的來由，如以為：“當代思惟學問工作過于複雜，人各治專門之學，其成果，人之才性日益偏狹，而人與人之間，分辨部居，劃成町畦，各不相通。治專門之學，操專門之業者，誤以為此中片斷之事理及假定之學說為所有的永遠之真諦，以其一偏之看法果斷一切，于是迷信家與迷信家爭，迷信家又與宗教家、文學家、藝術家各各互爭。爭益亂，爭益盲，于是真諦益晦，明智益汩，而無復心性之可言矣。是故欲救當代之弊，惟當愛崇明智，堅持心性。”[12]這些事理，說起來都是一針見血，可謂洞中肯綮之見，但要處理題目，則不是說說罷了。正如《學衡》所主意的“昌明國學，熔化新知”一樣，實際上很完善，實行起來卻極端不不難，由於“國學”和“新知”大都時辰是牴觸對峙，彼此排擠的。原來，兩種事物可以融會，鹽可溶于水，假如換成油就不可了。所以，學衡派的主意很光明，也很有事理，若實行起來，可真不不難。

吳宓癡迷唸書，鐘情典籍，將學術研討融進日常生涯，包含講堂講授、小我唸書和與人說話。唸書是他的日常生涯，并且，他的學術運動、日常生涯、教書育人和安居樂業彼此同一，不成分別。日常生涯疲乏不勝，講授任務則戴著枷鎖舞蹈，安居樂業身處搖搖欲墜，學術運動則述而不作。盡管他保持“不克不及廢棄學術思慮和研討，把本身復原成植物”，即便被批斗，“被人批孔子，我卻在背《論語》”[13]。小我雖盡力，但學術周遭的狀況已變更，加上他專心用力不專注，過于疏散精神，難有年夜成績。他曾評價本身“用情不專，一分為三”[14]，除在講授上，他用力專心比擬專注外，學術研討也存在“專心不專，一分為三”的情況。在1950—1978年間，社會年夜周遭的狀況眾所周知，黌舍小周遭的狀況也是活動不竭，吳宓的成分和名譽佼佼不群，他小我的時光和精神重要放在了唸書、講授、結交和寫詩上，哪有前提、時光和愿看往著書立說？他的學術結果偏少，雖不無遺憾，但也完整正常。它重要由社會周遭的狀況所決議，也與吳宓的性格有關。這個時代的錢穆卻在噴鼻港和臺灣開壇講學，撰寫了不少名篇名作，如《文明學年夜義》《中國汗青精力》《人生十論》《中國歷代政治得掉》《中國思惟淺顯講話》《論語新解》《孔子傳》等等，足見學術周遭的狀況之寶貴。陳寅恪雖目盲體殘，卻仍保持寫作《柳如是外傳》，由此可見學術意志對學術研討的主要性。

吳宓不時悼念起《學衡》時代，“所從事之學問多麼廣博，所努力之工作多麼高尚”，“而今則至極卑屈沉溺微細深刻缺乏道，一切所不忍言，豈堪回想，中懷之惻愴深矣”[15]。每當翻閱《學衡》雜志，他就會想起曩昔的學術生活，“六十年中所事所為，惟編纂《學衡》尚可讚許，此自為宓此生唯一之功勞”，后來，由于“剛毅之力則乏”，“精誠毅力缺乏，且缺乏遠甚”，“溫順敦樸掉之愚”，“文章學問工作品德戀愛以致釋教之修持，皆由此限制而遂無成績”[16]。他既哀痛，又有說不出的無法。舊時期已盡，“學問云乎哉？”[17]悼念逝往的日子，而生涯在記憶里，雖不無遺憾，但總比實際好。1955年1月9日，翻讀抗戰時代昆明日誌，檢查本身“無處世”之才，“既乏定奪，又不取信義”，揮霍失落很多多少機遇，實為“下愚之尤者”，以致“上不克不及‘窮老益力’成其志業之年夜；中不克不及唸書養志，完其學術之功、著作之愿；下亦不克不及遂情怡神、領受家庭婚姻之幸福”，而今只要“一部《吳宓詩集》與多年之吳宓日誌，僅成此一下愚不幸之人之寫照。再則敘記雜事瑣聞，可供史料，可資談助罷了。嗚呼哀哉，斯世之年夜變革無論已！”[18]。他為本身的“不幸”而哀痛。吳宓學術著作偏少，尤其是經典性和代表性著作，簡直是不假之現實。他對本身一向不滿足，為此，經常自省自責。1959年3月4日，他再檢查本身，“思我之平生，曠廢已完。其年夜誤，在宓不集中精神于文學著作之正業，而對常日所遇之俗人瑣事，悉以密意至理看待之，剖析之，究論之，且以文章寫述之，成為日誌或信函，其成果，甚至兩掉。（1）多生涯之煩心傷腦；（2）無舉動之才能”[19]。跟著年事漸高，他越來越自責自遣，感到本身把機遇和時光揮霍了，處事少定奪，幹事欠毅力，熱忱有余，但卻用錯了處所。應當說，他的自我批評仍是比擬到位的。

二、學術周遭的狀況：已年夜變異

接上去細說。先說吳宓面對的學術周遭的狀況，包含社會年夜周遭的狀況和黌舍小周遭的狀況。吳宓對學術也已經有過信念。1951年2月12日，他給門生李賦寧寫信，吩咐李賦寧兩件事：一件事是今朝英國文學與西洋文學雖不被器重，形同無用之常識，但要信任：“我輩生平所學得之所有的學問，均確有價值。應有自負力，應寶愛其所學。改日當局有暇及此，普通國民之文明提高，此等學問仍必見重。故在此盡續改變之際，必需有耐煩，守護其所學，更不時求進益，認為改日用我之所學，報效當局與國民之用。”二是介于今朝傳統文明不受器重，舊日典籍慘遭燒燬或以廢紙出售。即使這般，但也要深信“英國文學及西洋文學、哲學、史學舊冊本，亦無人愿存，更無人愿購。然改日一時風尚已曩昔，當局與國民必器重而搜求此類佳書，學者文士，更必至寶視之。故我等（至多宓與寧）斷不成棄書，斷不成賣書。寧受人譏罵，亦必大批仔細保留冊本”[20]。吳宓在信里警告門生要信任學術，保留冊本文獻，以待未來，他仍是一位堅韌而有渴望的學者。后來，社會變更完整出乎吳宓的預感之外，他固然保持“守護其所學”，也想“用我之所學，報當局與國民之用”，但機遇和際遇讓他不成能擁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運動。除了傳授成分外，他的學術研討幾近荒涼，學術任務只要唸書和說話。

1951年2月23日，他與先生座談，說是“自我檢查”，實為“相互批駁”，先生“非難”教員，他“心存害怕，唯恐受譏惹禍”，心生“學問無所施，聰慧不敢用，凝滯不靈，才思盡掉，反致跋前躓後”，盼望先生“勿以片義只詞，深文進罪”，感到“今后傳授益不易充任，不單品德不分，抑且愆尤蝟集，吾儕將至置身無地、偷生乏術”[21]處境。“學問無所施”“跋前躓後”“深文進罪”就是吳宓感觸感染到的周遭的狀況和情勢。1953年5月2日，他寫詩，“萬事皆空，唯有文學好。一切有關，著作吾事了。愛情休談，六十身已老。辛勞為人，只自增煩心傷腦”[22]。萬事皆空，況且學術，著作天然也“事了”。1955年4月17日，他在瀏覽徐中玉《魯迅生平思惟及其代表作研討》之后，感到“今之冊本報章、巨著雜文，輒覺其陳舊見解。同述一事，同陳一義，如嚼砂礫，如食辣椒，其苦彌甚。而回想生平所能誦之中西典籍詩文，則覺其言之有物，勝境無限。如食珍饈，如飲甘露，樂亦哉！”[23]選題相同化、方式形式化、不雅點同質化的學術論著，確定沒有“如食珍饈，如飲甘露”的瀏覽後果。《魯迅生平思惟及其代表作研討》，1954年1月，由上海不受拘束出書社第一版，同年2月重版，為其那時在華東師年夜中文系主講“古代中國文學”之講稿修正彌補而成。

1959年12月27日，適值歲暮，再反思本身，感到本身在“學問與著作”上，不單曩昔“無可言”，“今后著作更不克不及言”，社會不給周遭的狀況，小我也無精神，“更無抒懷述事之不受拘束”，“迷信研討”只是“應付成篇”，“但求不犯規，不賈禍，遑言其他！”[24]內部周遭的狀況、主體意志已缺少從事學問的前提，還沒有“抒懷述事之不受拘束”，學術表達受限制，措辭都能夠獲罪，況且白紙黑字的文章。這是吳宓感觸感染到的學術周遭的狀況。1962年8月30日，他與孫培良也談到，“政府不器重學術，不嘉獎真正研討”，怎么辦呢？只能“乘暇自唸書為學，博覽進修，于其中，求自得之樂”[25]。“唸書為學”，這現實上是吳宓的治學方法，他“在任何時地，但能本身唸書，別無目標，亦甚樂且適也”[26]。在唸書中治學，不求達人，只求自得，不在刊發，而求自樂。唸書和治學成為生涯方法，為了知足小我的心境高興。1964年1月8日，他餐與加入政治進修運動，會商講授運動需求完成政治與學術的聯合，吳宓亮相外行動上完整遵從，學術上“則甚難”，講巴黎公社可行，議論李商隱之詩、李易安之詞，則“不敢輕言”。他還指出學術方式之掉誤，“近五十年之之論著，年夜率群情多、批評多，而常識與資料太少”，“中國古史舊學”研討也存在顯明缺乏，對“西國古今要籍原書”的清楚“極無限”，于是，他提出愿在學術研討的“東西、方式、資料”上對青年人“作指助”[27]。古代學術研討論多于史，欠亨東方典籍等，確是正確判定。至于他小我想能否擔負青年學者之領導，并不由他小我愿看所能決議。

這里有一個題目需求會商。吳宓為什么不分開重慶？分開東北師范學院？季羨林曾說：“雨僧師長教師留在四川，沒有回來。此中緣由，我不明白，也沒有當真往探聽。”[28]趙瑞蕻也曾有疑問：“又傳聞他最后轉到重慶東北師范學院教書了。那時我有點希奇，心想抗克服利后聯年夜停止復員，吳師長教師為什么不回到清華園，從頭住進‘藤影荷聲之館’呢？”[29]現實上，1949年4月29日，在他分開武漢年夜學到重慶，他6月份就后悔了。他給吳協曼寫信：“甚悔不該輕離武年夜，此時欲回不得，前程又無善計”[30]。后來，他一想起4月29日，就感嘆不已，1952年作詩“豈竟馀生老蜀川，憂危困辱已三年。全身污瀆哀心逝世，戀舊明時恨物遷。漸習核詞同偽語，獨持深意對浮妍，慰情至計依紅袖，夢里生活即是仙”[31]。1959年4月29日再作感念之作，“墮地飛花已十年。人世何處著啼鵑。舊友縱在非同志，新曲難工只自憐。秘記楹書愁付托，離鸞寡鵠悵琴弦。溪山年夜好綠這樣，急鍛密耕少墓田”[32]。

在“自紀年譜”里，他也感嘆：“1949年四月，不回清華，又離棄武漢年夜學而來渝碚，遂走進相輝，編進西師”，“舉措之極端過錯，而禍患長久者也”[33]。1969年12月，他給郭斌龢寫信，談到本身遭遇批斗，真恨“不克不及早逝世”，“甚悔前多年，不往清華、北年夜、陜西師年夜而留在東北師院，受此各種”[34]。他真后悔本身的選擇。他的同事也以為：“就他在東北師院任教的28年來說，無論在外語系、汗青系，仍是中文系，都未能用其所長，盡其全才。”[35]我有時想，假如吳宓不在東北師范學院，到其他高校或研討機構，他的際遇和命運是不是會好些？1961年9月，吳宓在陜西師范學院見到朱寶昌，此時的他正被黌舍批評，在陜西師院講學卻“未受輕侮”，他感到到該校風格“年夜異西師”[36]。1964年11月18日，展開社教活動，吳宓同事耿振華批駁黌舍引導思惟守舊、放蕩，講授不重思惟只重常識。吳宓的感觸感染卻正好相反，“宓昔恒以東北師院太重政治，用法過嚴格。其處分左派之重且多，冠于全國各校，與耿君所評則適反，可怪也！”[37]黌舍小周遭的狀況來自豪周遭的狀況，追隨年夜周遭的狀況，還跟得緊，有樣學樣，甚至過之而無不及。任繼愈也以為：“吳宓偏偏被設定在最鄙棄常識的周遭的狀況中。遇上視人才如草芥的年代”[38]。“鄙棄常識的周遭的狀況”是年夜周遭的狀況，也是小周遭的狀況。

1961年，吳宓女兒吳學昭兩次到重慶和黌舍探望他，5月在重慶渝州賓館促會晤，就勸告吳宓看望故人故交和調離重慶，可“施展宓之所學及專長，完成小我有體系講座場地之長篇著作，勝似在東北師院僅以教課之余事，作從屬性之研討（現在之注釋）而不為人所重”[39]。8月在黌舍會晤，持續關懷吳宓的生涯和學術著作周遭的狀況，為“生涯之充盈安逸”和“著作之不受拘束便利”[40]斟酌，她盼望父親吳宓能調職（或退休）移居北京，他在重慶的“居處、飲食、生涯各種粗陋粗穢，遠不如北京之安逸”[41]，如到北京，可“在文明潮水之中間魘飫圖書載籍，先得見迷信之新材料，更與學者文士往來商討，則編述與創作兩可有成”，可將“所知舊時期之生涯、舊學術之精髓，盡詳盡多寫出，留作后代可貴之材料”，也可“停止本身之創作”，以為吳宓珍重的《吳宓詩集》，“其後果極微，若夫宓昔擬撰之《人生哲學》及長篇小說《新舊人緣》仍可作出，但不雅點態度須作相當修正”[42]，總之，應“心境豁達，立場積極，多寫作，多刊發文章，但不擬發刊而躲留于后世之著作，亦可撰寫”，她還盼望父親寫文章，以惹起學術爭叫，并提出他“出游各地，以新線人”，多與新舊學者伴侶“議論”和“商討”，即便不斟酌調離，也“必需從事并頒發其著作”，“改其久久緘默之立場，以文章著作多與眾人相見”，如許，才可“對新中國、對社會主義文明有進獻，亦可不負宓本身之平生也”[43]。

吳學昭勸了父親一天一晚，吳宓卻不為所動，真乃道分歧不相與謀。他不愿分開重慶，他習氣了重慶的生涯，如“周遭的狀況轉變，人事陌生，精神衰耗，敷衍難周，政府實難地位宓，宓亦更難于自處”[44]。他還有隱憂和煩惱。女兒提出他往北京，其母陳心一可為吳宓“繕寫書稿、擔負助理編纂”，這是吳宓心坎極不情愿的事，他不愿意與陳心一復婚，除了日誌，也沒什么稿子需繕寫。他一小我生涯習氣了，對兩人在一路生涯心有膽怯，在他的心坎仍然堅持對毛彥文的美妙印象。到了北京，老友多了，讓他煩惱、懼怕的事也多了。1962年，在給李賦寧的信里，他就說明了此中緣由。他深知“到北京之利益，不待細說”，仍決議“無論若何，不長居北京，不在北京任務”，來由是“（1）首都政治空氣太濃，人事太繁。（2）宓最怕被命跟隨馮、朱、賀三公，成為‘個人工作改革家’，須不竭地頒發文章，批評本身之曩昔，訶斥我生平最作親愛之師友”。（3）已有友生“督責”本身改革，若居京，“反與友生暌違”。（4）北京年夜學傳授中的李賦寧、王佐良、楊周翰等的馬列主義進修好，西洋文學常識、學問，“其活潑之文筆、著作，遠非宓能及”，“宓來北年夜，成為無用之人，有如一位貧窮的老姑太太，回到賈府受王熙鳳等之……”別的，還有一層次由，“家中人均提高，終年同居，反多心境上之礙與說話舉動之不不受拘束（遵從黨團之政令及思惟，此則全國無異）”[45]。他特殊掛念北京的政治周遭的狀況和思惟活動，不愿成為馮友蘭、朱光潛和賀麟等的“個人工作改革家”，也不愿意待在家里，因本身思惟落后還要接收家人的思惟教導。

也許換一個周遭的狀況，他的生涯和命運會好一些，當然這也只是假定。吳宓在黌舍有如佼佼不群，每遇短長斗爭，城市找上吳宓。他還有更年夜的“孤悚隱私”，“宓之知命信佛，輕存亡、樂消閑，宓之不願寫口語簡字文章刊布，宓不愿在新時期得名受譽，宓不愿棲身輦轂之下，與今世名人周旋，宓之許由與伯夷、叔齊思惟，‘皇帝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豈甘特制新衫，以干謁學術界之新朱紫，容悅居下流之故人故交生，認為宓進身立名之地哉？”[46]其志向這般，何談移居？至于吳學昭提出的多刊發學術著作，多與名家來往，更是吳宓心存膽怯和惡感之事，他愿意來往的年夜都是有自力人格、不與時期一起配合的舊派人物，學術著作更是不愿刊布，即便往了北京，他也沒有什么熱忱和愛好。在平易近國時代，吳宓對學術研討都不算勤懇長進的，況且在這個時辰，他的心思早不在此，而放在寫作“日誌”上了。但他服從了出游的提出，說不上可“新線人”，卻可見見老友，以解多年相思之苦。

從1961年8月23日至9月22日，外出一個月，先下武漢，轉廣州，再北上北京，后從西安前往重慶，遭到了伴侶和親人的熱忱招待。此行意在投親訪友，也是學術之旅。在武漢年夜學與劉永濟相見，“互述改革、任務、生涯”及“若干熟人之遭受及變遷”[47]，感到劉永濟“生涯之供給、心境之愉快、改革之積極、對黨之贊頌與佩膺，皆遠在宓以上”[48]。在廣州與陳寅恪扳談，“寅恪兄之思惟及主意，毫未轉變，即仍遵照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明本位論）”[49]。陳寅恪仍是昔時的陳寅恪，仍然苦守傳統文明，固執學術研討，“安居自守，樂其所樂，不降志，不辱身”[50]。在人格時令上，吳宓和陳寅恪都深有同感，“雖危行言殆，但矗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不學趨時進步前輩人士“迎合貪鄙之神態”[51]。陳寅恪還細述柳如是研討，他也感到到陳寅恪“有深意存焉”，盡非寫“消閑、風騷之行事”[52]。后來，他又轉到北京，見了家人和洽友，多談往事，借閱冊本，相談甚洽，相待甚殷。友人中，變更年夜者，如趙紫宸“已完整改革”[53]，鄭之蕃對“史學用功之深且勤”[54]。

有興趣思的是，9月11日上午11:30，吳宓往北京年夜學造訪老友湯用彤佳耦，日誌特殊說起其“副校長”成分，余下記載是，“相見執手并坐甚親，貌似古僧，短發盡白，不留須；欲留宓午餐（面），宓峻拒，出”[55]。多了些客套，卻少說話內在的事務；只見表面，無意深談，“峻拒”午餐，12:30趕到先生李賦寧家吃往，此中亦有深意存焉。20世紀50年月，湯用彤曾寫過思惟檢討文章，提到昔時餐與加入《學衡》就是一個過錯。9月19日，受陜西師范學院中文系主任高元白之邀，到黌舍做講座，高元白先容吳宓束縛后進修改革的熱情和提高，《吳宓詩集》和《紅樓夢》研討以及歌唱時期之舊詩，還宣布講座內在的事務為“雜談中國古典文學中之技能”。當掌管人先容完后，吳宓上臺，卻突然宣布改講“近體詩之平仄紀律”和“由小我之經歷和領會，談讀詩、作詩（古典詩、舊體詩）之方式”。也許他感到“古典文學中之技能”過于微觀，古典文學屬于學科規范的說法，不如古詩文明白。前一個選題曾有課本，后一個選題先讀詩，以曹丕《燕歌行》、曹植《高臺多惡風》、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剖析從人物到周遭的狀況，從現實到情感，若何天生詩歌內在的事務，再以他自創的“翻譯法”朗讀他的詩歌。總體上，他的講述簡練清楚，沒做其他牽扯，時光把持比擬好，後果不錯，“眾拍手久久”，高元白最后作總結，贊揚吳宓待人“熱忱”，為公“黽勉失職”，“精力老而健”[56]。

三、唸書治學：靜居俟命

唸書是吳宓的生涯，也是他的性命，“素性自樂靜居唸書，不與人事”[57]。他說本身“五十年一向不改之性格行事，即真而不偽，唸書自愉而罕與人接，且厭聞普通人之得掉恩仇、生涯瑣事”[58]。即便在嚴格的1970年月，能讓唸書，就是他最幸福、最舒服的生涯，“今朝宓之生涯，甚為安靜，即此是福，由天賜。惟當靜居俟命，以逐日能唸書自愉自樂，則但覺時日之飛逝罷了！”[59]他也曾感嘆，不作詩，不唸書，就如病人一個，“詩不作，課外之書不讀，更不親圣賢典籍、古典名著”，就會呈現神志不清、身弱眼花等病態情況，“尚為缺乏為重輕者矣”[60]。吳宓唸書多，品種雜，且偏于詩文。如《散原精舍詩》《兼葭樓詩》《審安齋詩集》《惠風詞話》《人世詞話》《玉谿生年譜會箋》《孱守齋日誌》《遁堪文集》《杜甫詩集》《李義山詩集》《五言樓詩》《自蘇室燼余稿》《古詩源》《顧亭林詩集》《懋齋詩抄》《四松堂集》《春柳堂詩稿》《信芳集》《觚庵詩存》《瘉野堂詩集》等；也有隨意翻翻的，如《中國片子史》。

吳宓平生與書相伴，在傳授、詩人和學者成分中，唸書人最為恰切。他盼望本身“作真唸書人”[61]，以為全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雜之，有士如無士也。真唸書人有真知，有道義，而非偽士。魯迅早年也批駁偽士題目，提出“偽士當往，科學可存，本日之急也”[62]。魯迅所說“偽士”重要指籌劃各種標語、學說和思惟而無“深信”“無特操”之人。伊藤虎丸對“偽士”有經典的描寫，以為“（1）其論議基于迷信、退化論等新的思惟，是對的的；（2）但其精力立場卻如‘萬喙同叫’，不是出于本身真正的的心坎，唯順年夜勢而發聲；（3）同時，是如‘掩諸色以晦暗’，打算抹殺別人的自我、特性的‘無崇奉的常識人’。也就是，‘偽士’之所以‘偽’，是其所言對的(且新奇)，但其對的性實在根據于大都或外來威望而非根據本身或平易近族的心坎”[63]。在批評偽士的無特操、無崇奉這一點上，吳宓和魯迅卻有相通之處，所以，無論倡導什么，“反動”也好，“不受拘束”也罷，最主要的是真崇奉，而不是居心操弄，看成陳設。

吳宓講求唸書即治學，它的意思有兩解，唸書中治學，治學須唸書。1955年10月7日，他講授生唸書之法，以為“中西古來皆重誦讀古籍名篇，就文字特別用功，故名治學曰‘唸書’。蓋由冊本文字之工夫，以求錘煉心智，察辨事理，進而治國安平易近，從政治軍，興業致富。其技巧方式之獲得與熟悉，以及躲息精力、熏陶性格于詩樂畫諸藝，其最基礎之練習與培育，莫不自文字中出也。晚世妄人，始輕文字而重現實休息與生涯經歷，更倡為淺顯文學、‘口語文學’之說，其成果，惟瑜伽教室能使人皆不唸書、不識字、不作文，而成為膚淺庸妄之徒”[64]。好像在“五四”時代一樣，提到口語文學，他還是滿腔怒火，稱它是“妄人”和“膚淺庸妄之徒”所為。他所說的“唸書治學”，重要指乾嘉之學，也就是傳統小學，從文字開端，再到煉心智，辨事理，躲精力，陶性格，直至治國安邦。它起于小學，終于經學。顯然，他將傳統學術之漢學、形而上學、理學和小學等分歧方式和價值混在一路，統稱為唸書治學。只是，他誇大回到文獻，從唸書開端治學，在治學中唸書，仍是有事理的。1962年8月30日，與孫培良談，“述政府不器重學術，不嘉獎真正研討，良不滿足”，“遂欲為僧或請退休”，吳宓則勸他“循分自守，乘暇自唸書為學，博覽進修，于其中，求自得之樂”[65]。以唸書為學，求自得之樂，這就是吳宓的治學途徑。以唸書為治學，由唸書而自得。唸書和治學成為吳宓一種生涯方法。1971年，吳宓在梁平就時常“苦于無書可讀，亦無報可讀！”[66]

唸書自得只是治學的開端，真正有所成，還得費時吃力，吳宓卻有些情不自禁。1963年8月1日，讀《史記》，發明“近年宓之感到，不單唸書最樂，開卷無益身心安康，並且中國之經史子集，下至詩詞小說，任何部門，宓偶費時力未幾，稍事研讀，即有心得，若持續用功，定可獲發現與結論，惟傷古稀之年，時不再來，唸書之快活與成就皆不得享有耳”[67]。唸書時，能“稍事研讀，即有心得”，確切幸福，唸書就是享用。1967年3月15日，他讀Logan Pearsall smith(1965—)著Milton&His Modern critics(1941—)一書，“得益不少”，“自1966玄月宓獲咎以來，惕于‘破四舊’，不敢讀任何中西古今之舊書，精力干枯已極。今偶讀此書，乃獲津潤，慰樂無限。決更多讀，對敷衍人事，即對‘思惟改革’亦必無益，可斷言也”[68]。唸書可獲慰樂，津潤精力，能否可敷衍人事，無益思惟改革，那倒不敢說。每遇生涯困厄，精力恐憂，他就沉進書本，自得其樂。只是，唸書似乎并不克不及輔助他敷衍人事，反而更為迂闊和執拗。1971年1月6日，“今后宓決寧靜待時，恭默自守，不憂不急，不請不問，而饜飫足眠，唸書為樂”[69]。這是吳宓多么美妙的愿看，能在寧靜待時，恭默自守和饜飫足眠的前提下唸書，當然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事了。但他很快就感到到“一切處于主動”，需“力戒妄請妄行”，再次提示本身，“力圖緘默，并寡言”，“安居待時，不為過度之恐憂，在久眠飽餐中，尋取快活，再則隨便唸書，以自適為主”[70]。

1月17日，重讀鄭文焯《樵風樂府》，撰一評注及跋。他發明本身的唸書經過歷程與普通人分歧，他們“唸書、積學，率皆由古迄今，自舊至新，惟宓適反”，而“宓所行所歷，大略由瀏覽雜志報章、小說筆記，終底于經史要籍”[71]。吳宓與平輩學者比擬，他的舊學功底略顯缺乏，尤其在治學上，沉潛功夫缺乏，他為小學張目，如與黃侃、劉師培比擬，卻有差距。這重要是他的孺子功下得不敷，他很早就瀏覽仲旗公從上海寄回的口語書報，如《新平易近叢報》《新小說》《平易近報》《上海口語報》，愛好新小說。于是，經小說上溯經史，從口語再回到白話，所以，與其他學問家比擬，他的經學功底和小學功夫就有些不厚實。他已經給先生周錫光題辭作留念，此中列“固須博覽，多看雜書”[72]，在所開列的書單里，有“四書”“五經”《史記》《漢書》《資治通鑒》，也有他本身和吳芳吉詩集、紅學講座場地著作，還有晚清小說和口語報刊，并不是完整正宗的學問家目光，反而有顯明的小我偏好。1962年10月7日，他給藍仁哲講治學方式，提到“（1）養成傑出之生涯習氣。（2）先完本錢單元之政治、進修、休息義務，在本校各門獲得優良成就。（3）須有弘遠之範圍及所有的打算，但必需由一字、一句、一事、一物慢慢實在學起，切忌空洞無恒。（4）胸中面前，恒有一中國輿圖、世界輿圖及中西汗青年夜事年表，將所讀所得知之人物現實，隨時放置此中，俾地位與關系皆了然于心目”[73]。有關“習氣”“打算”“義務”和“序列”，實是唸書之法，也是幹事的方式，只能算治學起步，還談不上真正的治學，需求有“小我愛好”“文獻史料”“猜忌思想”和“鉆研精力”等等。

吳宓唸書混亂，多憑小我愛好，在學術專題上也用力不敷。如1959年4月26日，上午“讀杜詩。又讀《本國文學參考材料》”，“下戰書寢息。起讀謝無量《梵學綱領》。又讀常任俠《佛經故事選注》”[74]。早晨還出門造訪，一天唸書四冊，哪能做到細讀，至少是閱讀翻閱，感觸感染多，體驗切，沉思熟慮就稀疏。1964年12月21日，在現代文學及古代文學教研組合并小組活動座談會上，就有人攻訐吳宓，說他不是學者，因無著作，僅有一部《吳宓詩集》，還說他講《紅樓夢》主意精力愛情有裨于控制生養政策[75]。吳宓是有人格的學者，也有不學無術，至于是不是年夜學者，或許現在天人們所說的國粹巨匠？則要看是什么尺度，與什么人放在一路，還有是在什么范圍（時光空間）里來作評判。

那么，吳宓是若何唸書治學的呢？在他看來，“學問無論鉅細，都要辨其真偽。‘學’以能解‘問’者，其學才算是真”[76]。可解問之學，在吳宓那里，重要是文字訓詁“小學”和汗青人物或典故，做學問講求“勤讀勤記，博而能約”[77]。如“不齒”非看不起，而是不與同列。“道可道，很是道；名可名，很是名”，應為“道，可道，很是道；名，可名，很是名”[78]。現實上，“問”有疑問、反問和詰問，不該只在字句間，還有人生年夜道和學科常識。吳宓束縛后的學問重要在唸書中發明，針對社會實際有感而發。吳宓日誌有不少學術的只言片語，也可見出吳宓的學術不雅點和見解。好比1955年10月7日，他在日誌里寫下了一年夜段思慮和感觸感染，“中西文字顯然有別。中文重形西文重聲。中文進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納于耳。中文近丹青，西文近音樂。古希臘先有演說（雄辯），后乃成為修辭（文章）學。中國則昭令奏疏檄文露布，一切皆筆寫之文章，更以文字實質之分歧，養成中西人數千年分歧之習慣。故在中國，凡百學術思惟更不克不及離開文字冊本。而中國人應用文字表達本身之才能，實遠在其用言辭表達之上。古人謂‘中國以文字立國’，誠非虛語。而白話廢、漢字滅，今之中國乃真亡矣！”他還對進修蘇聯教導，自左到右的書寫方法提出批駁，“一切離開文字，離開冊本。嗚呼，這般安言‘學術’？安言‘教導’？”[79]他還以為實施簡體字、俗體字，易招致“古怪凌亂”，包含書寫格局也“混雜不清”，“每不雅壁上口號及面前書報，使宓痛憤難遏！”著譯作品“不知作文造句用字之法，虛耗讀者之時力與心力”，“其句法之冗長枝蔓，其文法之倒置悖謬，其用字之過多而隱晦”[80]。

以上引文和概述，均觸及吳宓對“漢字”特色、效能及治學方式，提出漢字為中國文明及學術之最基礎，具有分歧于東方文字的象形特征及丹青性，擁有本身的用法和文法，且已構成奇特的書寫傳統。由此，中教學場地國的學術和教導都從文字開端，“莫不自文字中出也”。需求彌補闡明的是，有關漢字位置和特色的結論，也是吳宓持久保持的不雅點，他在五四時代的《論新文明活動》已有附近見解。別的，他的見解有那時的社會佈景。1955年，國度提倡文字改造，昔時的10月15日至23日在北京舉辦了全國文字改造會議，改造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和教導部長張奚若均做了陳述，會議還會商了《漢字簡化計劃修改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收拾表草案》，以為漢字必需改造，要走世界文字配合的拼音化標的目的，鼎力推行漢平易近族配合語——通俗話。那時有28個省市207名代表餐與加入會議，有38名代表講話，包含老舍、陳看道、王力、魏傳統等，吳宓地點的東北師范學院也有徐德庵傳授作為代表餐與加入，huawei總裁任正非的父親任摩遜，那時也作為貴州省兩名代表之一餐與加入了會議，時為貴州鎮寧平易近族中黌舍長。吳宓對漢字改造一向持否決立場。他在日誌里有感而發，保持本身的不雅點，幾十年不變，也令人非常敬仰。

（本文系國度社科基金嚴重項目“中國現今世文學思惟史”（批準號：19ZDA274）的階段性結果。）

注釋：

[1]葉兆言：《瀏覽吳宓》，《收獲》2000年第2期。

[2]葉兆言：《瀏覽吳宓》，《收獲》2000年第2期。

[3]沈衛威：《“學衡派”紀年文事》，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41頁。

[4]《吳宓日誌》第2冊，三聯書店，1998年，第112頁。

[5]孫法理：《亦狂亦俠亦溫文》，《第四屆吳宓學術研究會論文全集》，西安輿圖出書社，2005年，第289頁。

[6]王永彬：《圍爐夜話》，中華書局，2015年，第105頁。

[7]《吳宓日誌續編》第3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20頁。

[8]《吳宓日誌》第3冊，三聯書店，1998年，第429頁。

[9]劉達燦：《國粹巨匠吳宓閒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想》，新疆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104頁。

[10]劉達燦：《國粹巨匠吳宓閒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想》，新疆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2頁。

[11]劉達燦：《吳宓軼聞軼事》，《重慶教導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12]吳宓：《韋拉里論明智之危機•譯者按語》，《學衡》第62期，1928年6月。

[13]劉達燦：《國粹巨匠吳宓閒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想》，新疆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69頁。

[14]劉達燦：《國粹巨匠吳宓閒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想》，新疆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29頁。該書內在的事務比擬狼藉，有關吳宓的說話更像寫作者的小我表述，論述時只要天然周遭的狀況，如“一個細雨蒙蒙的秋野”，無詳細的時光地址，也就少了些現場感和汗青感。

[15]《吳宓日誌續編》第1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538頁。

[16]《吳宓日誌續編》第2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頁。

[17]《吳宓日誌續編》第2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29頁。

[18]《吳宓日誌續編》第2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95—96頁。

[19]《吳宓日誌續編》第4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9頁。

[20]吳宓：《致李賦寧》，《吳宓手札集》，三聯書店，2011年，第370頁。

[21]《吳宓日誌續編》第1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73頁。

[22]《吳宓日誌續編》第1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525頁。

[23]《吳宓日誌續編》第2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53頁。

[24]《吳宓日誌續編》第4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259頁。

[25]《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12頁。

[26]《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3頁。

[27]《吳宓日誌續編》第6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33頁。

[28]季羨林：《<回想吳宓師長教師>序》，《回想吳宓師長教師》，黃世坦編，陜西國民出書社，1990年，第2頁。

[29]趙瑞蕻：《從一首悼念吳宓師長教師的小詩說起》，《回想吳宓師長教師》，黃世坦編，陜西國民出書社，1990年，第82頁。

[30]吳宓：《致吳協曼》，《吳宓手札集》，三聯書店，2011年，第350頁。

[31]吳宓：《四月二十九日為宓由武漢飛渝滿三年之期感成一首》，《吳宓詩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69—470頁。

[32]吳宓：《墮地》，《吳宓詩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501頁。

[33]吳宓：《吳宓自紀年譜》，三聯書店，1995年，第199頁。

[34]吳宓：《致郭斌龢》，《吳宓手札集》，三聯書店，2011年，第428頁。

[35]彭維金：《我的鄰人吳宓師長教師》，《多維視野中的吳宓》，王泉根主編，重慶出書社，2001年，第102頁。

[36]《吳宓日誌續編》第9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210頁。

[37]《吳宓日誌續編》第6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07頁。

[38]任繼愈：《<第三屆吳宓學術研究會論文全集>序》，《第三屆吳宓學術研究會論文全集》，西安輿圖出書社，2005年，第5頁。

[39]《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87頁。

[40]《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33頁。

[41]《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30頁。

[42]《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33頁。

[43]《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31頁。

[44]《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30頁。

[45]吳宓：《致李賦寧》，《吳宓手札集》，三聯書店，2011年，第384頁。

[46]《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34頁。

[47]《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50頁。

[48]《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51頁。

[49]《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60頁。

[50]《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61頁。

[51]《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60頁。

[52]《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63頁。

[53]《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74頁。

[54]《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77頁。

[55]《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77頁。

[56]《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85頁。

[57]《吳宓日誌續編》第7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77頁。

[58]《吳宓日誌續編》第6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07頁。

[59]《吳宓日誌續編》第9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71頁。

[60]《吳宓日誌續編》第2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32頁。

[61]劉達燦：《國粹巨匠吳宓閒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想》，新疆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104頁。

[62]魯迅：《頗惡聲論》，《魯迅選集》第8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第30頁。

[63]伊藤虎丸：《魯迅、發明社與japan(日本)文學：中日近古代比擬文學初探》，孫猛等譯，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5年，第17頁。

[64]《吳宓日誌續編》第2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286—287頁。

[65]《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12頁。

[66]《吳宓日誌續編》第9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315頁。

[67]《吳宓日誌續編》第6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61頁。

[68]《吳宓日誌續編》1對1教學第8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68頁。

[69]《吳宓日誌續編》第9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54頁。

[70]《吳宓日誌續編》第9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64頁。

[71]《吳宓日誌續編》第9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166頁。

[72]周錫光：《追記吳宓傳授》，《回想吳宓師長教師》，黃世坦編，陜西國民出書社，1990年，第165頁。

[73]《吳宓日誌續編》第5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40頁。

[74]《吳宓日誌續編》第4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74頁。

[75]《吳宓日誌續編》第6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449頁。

[76]劉達燦：《國粹巨匠吳宓閒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想》，新疆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105頁。

[77]劉達燦：《國粹巨匠吳宓閒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想》，新疆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106頁。

[78]劉達燦：《國粹巨匠吳宓閒談錄——吳宓小友的追想》，新疆國民出書社，2003年，第102頁。

[79]《吳宓日誌續編》第2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287頁。

[80]《吳宓日誌續編》第2冊，三聯書店，2006年，第2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