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西：在文學現場——留念程德培兄–文史–中國找九宮格聚會作家網

又沉醉在哀樂中，那天送別會上，見到很多熟習的面貌。作家、評論家，年夜學傳授和文學研討者，記者、編纂和出書人。悲哀之際相互注視，文學同志老小咸集，足有一二百人，來跟德培師長教師作最后的離別。逝者沒有職務和職稱，沒有任何官方成分，只要文學評論家的名號。毫無疑問，他是今世最優良的評論家(之一，仍是沒有之一，要看從哪個角度說)。

程德培將本身定位于文學現場，自上世紀80年月以來一向守看著我們的場地。

四十年前，我熟悉德培之前，他已寫過王安憶、賈平凹、李杭育、張承志、鄧剛等人的作批評論，并惹起普遍留意。先輩作家中，他追蹤關心的是汪曾祺、林斤瀾和王蒙。那些文章年夜多支出他的第一本評論集《小說家的世界》(浙江文藝出書社1985年頭版，九久唸書人/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重版)，從這個集子目次可以看出，他特殊留心那些改變敘事戰略和審美價值取向的開闢性作品。改過時代之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造文學”，小說創作逐步構成多元化的作風趨向，此中一些作家將更具特性化的藝術思想代進“五四”新文學以來累積的題目認識，在遼闊的文明與風氣的縱深圖景中撐開話語空間。當德培靈敏地留意到“尋根派”和“前鋒小說”突起之際，年夜大都評論家尚未嗅出小說反動的氣味。

我跟德培瞭解于1984年，說來與吾弟杭育有關。那年杭育的“葛川江小說”初現結果，杭州市文聯要給他舉行作品會商會，擬約請省外評論家蒞席領導，由於省內評論氣力偏弱。杭育亟盼德培到會，之前他們有過通訊。文聯擔任人找我征詢看法，實在我還不熟悉哪位評論家，我說能把程德培請來就很是幻想。我讀過他幾篇評論文章，印象深入。那幾年名聲顯赫的評論家多在文壇年夜機構創研部分或是什么刊物擔任人，不見得可以或許撥冗前來。德培那時仍是上海染料化工五廠一名通俗工人，業余寫作者。德培回函表現愿意參會，但請求答應他帶吳亮一同前來。他給杭育的信中說，本身這輩子未出過上海，零丁出門怕有諸多未便。主事者又來問我，吳亮怎么樣？吳亮是另一位上海工人寫作者。會議經費無限，他們不敢胡亂請人。可我了解吳亮盡對夠分量，便極力攛掇他們把兩人一同請來。

德培、吳亮來杭那天是我往接站，由於彼此沒見過面，我找了塊硬紙板寫上兩人名字，在出站口舉牌迎候。吳亮的《八十年月瑣記》專門寫到這工作。時價盛暑，我帶著兩位上海主人坐公交車到武林門，一下車德培就嚷嚷熱昏了，杭州怎么比上海熱！把他們設定在武林路出書總社接待所住下，剛好那天社里發西瓜，我往辦公室拿來兩只。吃著西瓜，三人就聊開了，德培不再埋怨天熱，很快聊起文學話題。會晤聊文學，那時都有些走火進魔。

會議是第二天在建德縣白沙鎮舉辦，那處所距杭州郊區一百五十公里，主辦方租了面包車把大師直接拉到鎮上的月亮坪接待所。與會者總共十幾人，除兩位上海主人都來自省內。接待所前提粗陋，氣象悶熱，沒有空調，大師會商很當真。早晨都聚在屋頂露臺上，聊到后三更。是年三月，杭育餐與加入了《文藝報》在河北涿縣召開的鄉村題材小說座談會，年夜談那次會議見聞，說到王蒙若何幽默，張賢亮若何牛逼；說到張煒、史鐵生……當日小說創作的活潑情況反襯著評論界的凝滯，于是大師開端鞭撻官樣化的評論形式，數落當日身居樞路的評論年夜腕若何滿頭腦的“東西論”和“反應論”(循從科層化的政策性解讀套路，會商小說近乎會商時勢政治)——那時我們年青，措辭毫無忌憚。

頂著滿天星斗，德培、吳亮狂發預言。天不變，道變！

1984年冬天，在杭州西山路(今楊公堤)陸軍療養院舉辦了文學立異座談會，是文學圈里一樁年夜事。陳思和的《中國今世文學史教程》對此次會議專有概述，稱之“杭州會議”。會議由《上海文學》倡議，最後的建議者是編纂部之外的幾個年青人，就是德培、吳亮、杭育他們幾個。這個設法獲得上海作協和《上海文學》擔任人茹志鵑、李子云、周介人的器重和支撐，便約請杭州市文聯和我地點的浙江文藝出書社作為主辦者一同參會。關于會議情形，一些與會者寫過回想文章，這里不贅述。那次會議上，德培是一個主要腳色，他本身講話未幾，卻老是想方想法引出各類話題。

會議關于“尋根”題目議論較多，德培晚期評論作品著重尋根派作家，但他的視野并不囿于一端，會議有整整一個下戰書會商馬原的《岡底斯的引誘》，就是德培的主張。馬原完整是另一路，此際“前鋒小說”始見眉目。他這部中篇尚未頒發，德培在參會的《上海文學》編纂手里看到校樣，感到寫法新奇，便先容給大師會商。之前馬原在《西躲文學》頒發的短篇《拉薩河女神》已惹起德培的留意。

德培做文學評論，實是稟賦與勤懇的疊加。他的藝術直覺令人驚奇，很快就能從展天蓋地的作品中發明那些獨具特徵的宏構，當然這必需有矻矻不懈的海量瀏覽，從層出不窮的作品中挑選出最值得追蹤關心的篇什。他讀的是作品原初頒發的刊物，而不是從選刊或他人的評論中往發明佳作。德培很享用那種發明的愉悅，在他看來做評論自須直接面臨文本，而不是抽繹他人的闡述加以回納。假如我沒記錯的話，他也是莫言、殘雪作品最早的評論者。

想起那天送別現場，陳思和傳授在悼詞中對德培最後的評論工作作了如許的歸納綜合：

1980年月，程德培可謂是橫空降生，他憑仗靈敏的藝術直覺和精準的思想判定，實時地識別出一批后來文壇上的杰出作家，并清楚地勾畫出他們最後的創作形狀和將來的成長能夠。

此語亦“靈敏”，亦“精準”。思和兄是昔時“杭州會議”的介入者和見證人，那是程德培最活潑的時代，前人說“形形色色降人才”，亦時局所然，上世紀80年月為如許的先覺者年夜開綠燈。

1985年至1987年，德培和吳亮在《文匯唸書周報》開設“文壇剪影”專欄，評點國際期刊早先頒發的作品。他們那些文章時不時惹起顫動，由於其即時性和思和兄所說的“精準”判定，有如萊辛的《漢堡劇評》和波德萊爾那種沙龍批駁效應，一時成為文學圈內的審美導向。

1985年10月，德培、吳亮各自出書了第一本評論集《小說家的世界》和《文學的選擇》，黃育海兄和我有幸擔負兩書責編。這一年秋天，我們又相遇杭州五云山，那是一次範圍更年夜的文學聚首——長三角文學創作與地區文明會商會，會聚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作家評論家及記者編纂四五十人。我了解，德培恰是此次會議的幕后推手。前一次杭州會議王安憶因故出席，這一次她來了，上半年她頒發了力作《小鮑莊》。德培說，安憶又上了一個臺階。

長三角這個會議有個不測收獲，就是促進德培、吳亮選編了《摸索小說集》(上海文藝出書社1986年頭版)。上海文藝出書社來了郟宗培、劉俊光兩位年青編纂。劉俊光是有心人，天天纏著德培、吳亮刺探文壇新聞，請他們完整依照本身的興趣做一個小說選本。王蒙、嚴文井、茹志娟三位先輩作家為此書作序，王蒙對選家尤重想象力特為贊賞，將之歸納綜合為“發財的思辨情勢與感情情勢”；嚴文井稱贊編者不按“規范”出牌；茹志鵑以為，這個選本“好就好在不搞名單學，非論資排輩，直接以文取勝”。德培、吳亮以后又合編過若干有影響的小說選本，而影響最年夜的仍是這部《摸索小說集》。

似乎是1986年上半年，德培、吳亮調進了上海作協，專職從事文學評論與研討。作協專教學門為他們成立了一個研討室，周介人兼任研討室主任(假如說德培、吳亮進進文學現場在不竭發明新人，那么最後這兩位新人可以說是周介人發明的——他們最後的文字都刊于老周編發的《上海文學》評論版面)。昔時炎天，在年夜連舉行的“新時代文學十年會商會”是研討室成立后謀劃的第一個運動。會議與遼寧方面結合舉行，吳亮不擅細瑣的事務性任務，德培和《今世作家評論》的林建法成了最繁忙的聯絡人。德培不單是評論家，也是很有熱忱的文學運動家，有煽動力也有履行力。我的伴侶作家陳軍近年悉心研討平易近國文事，將德培比之昔時斡旋海上文林的鄭振鐸，我感到很是適當。

1988年頭，德培開辦文學評論期刊《文學角》。這份刊物一降生即以靈敏、活躍的作風影響文壇，很快就有口碑。創刊號有錢谷融、李劼師生對談，有采訪王安憶的特稿，還有吳亮、韓少功、李銳、劉恒、陳村等人的文章。更值得一提的是，還有關于金宇澄小說的評論和他本身的創作談，老金二十多年后才因《繁花》一叫驚人，可見辦刊人的目光相當兇猛。在刊物為時不長的存活期內，它刊發過一些很有影響的文章，如王安憶的《汪老講故事》、黃子平的《“立異”這條狗》、吳亮的《真正的前鋒自始自終》等。德培是辦刊好手，總能揣摩出一些好點子，引領批駁潮水。惋惜這份雙月刊存活時光不長，至1990年出刊第三期后因經濟緣由復刊，總共出刊十五期，前后存在兩年半。

90年月初，我有一次往北京出差，德培與我同往，他往為《文學角》組稿。我們在北京造訪了李陀，親見李陀循循善誘地勸導德培：做評論的要無方法論認識，文章應表現某種實際架構(譬如構造主義、符號學、論述學、女權主義、心思剖析之類)。那一陣似乎引進清楚構主義和后古代實際，他告知我們，北京有一批碩博半路出家的年青人很兇猛，拉康本雅明什么的玩得很溜，那才叫學術正路，以后都得這么做！這不啻宣佈傳統批駁的末日危機，李陀出語直爽，提示德培要實時改變方式。德培緘口不言地聽著，我不知貳心里怎么想。

德培的評論文章著重傳統的審雅觀照，在話語和說話轉換中展開條分縷析的闡述，習氣用比擬理性的說話作出精妙的感性判定。他晚期作品中確切較少觸及東方文論話術。實在，德培是那種與時俱進的開放性情，擅于進修也很留意補苴缺漏，之后他的寫作確有不小的變更。其變更重要是視野更寬了，文章也更無力度和條理感，正如陳思和的悼詞中所說：

1990年月，程德培的文學評論寫作轉向了研討型寫作，構成了讀完一個作家所有的作品才寫其評論的嚴謹立場，養成了寫作之前必先列出作家具體創作年表的研討習氣。進進新世紀之后，程德培的瀏覽和寫作再次產生變更，他迫不及待地瀏覽各類冊本，接收最新的常識，實時地融進本身的文學寫作之中，并有興趣識地停止文學評論的體裁試驗，把更多的小我感觸感染放到了評論文字之中。這一寫作特色，連續到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

三十年曩昔了，守看文學現場的仍是程德培，拉康本雅明蕃衍的學院精英卻在項目里掙扎。當然我了解，德培并不謝絕任何可以作為批駁的東西或兵器，90年月以后他唸書更勤，普遍吸取中西學術思惟和文論精義，終于奠基了“長于思辨，精于細讀”(潘凱雄稱贊德培的說法)的大師作風。

德培的評論生活曾中止過一截，90年月初他辦《海上文壇》，我還給他寫過稿子。后來刊物不辦了，他分開了作協，下海開書店。昔時文明人辦書店蔚然成風(如北京萬圣、上海季風)，德培遇上了那一撥。那些年，他仍與老伴侶們堅持交往，一向追蹤關心文壇意向。沉潛之際，他瀏覽甚勤，每次會晤都問我比來看什么書，對誰誰誰的新作有什么見解……在聚首的熱烈排場，他倒更顯幼稚之趣。拙著《存在感》里有如許的記敘：

那幾年往上海，常有德培兄的飯局。德培在飯局上辯才甚健，指導文壇聚會場地，評騭人物，趣話迭出。他說起吳亮的段子不輸給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并非假造，只是縮小了某些行狀和細節，被論述的吳亮基礎上是發噱的呆萌抽像，跟真人構成風趣反差。

……

80年月，吳亮、德培是評論界的神荼郁壘，從90年月開端各玩各的。德培沉潛書市，吳亮跑到藝術圈里往了。吳亮不在場，德培就少了那些風趣的段子。性命像一襲華麗的袍，爬滿了虱子。大要彼此都在想：這小我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今天回來。

不期然，今天說來就來，尤利西斯回來了！重返文壇的德培有如王者回來，接連出手巨幅典論，這讓我覺得驚奇。德培歷經滄桑，寶刀未老，上海的年青同志尊之“德公”，他們常在一路交通唸書心得。我很信服他暮年文章越寫越好，篇幅越寫越長。當然，他那些長文盡無廢話，說話流淌中帶出豐盛的感到和思路，直是一種不能自休的書寫。寫個人空間長文須有精神和膂力，更須有深奧的思慮和響應的學理儲蓄，所謂“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可見之前的沉潛期為他暮年的噴發奠立堅實的基本。

我在《存在感》書里說到德培若何評論吳亮小說《不存在的信札》，由於我本身也給這篇小說寫過一篇評論，對照之下尤覺德培眼界和思緒高人一籌。我如許寫道：

在我之前，程德培就給《不存在的信札》寫過評論(題為《話語單行道》)，與吳亮的小說一同頒發于《收獲》雜志。我寫評論時沒看過德培的文章，不看是由於不想受他的影響。后來細心看了兩遍，感到真是寫得出色。我倆的思緒年夜相徑庭，面臨統一部作品，我的文章著眼于若何解讀這個文本，而德培的重點是若何懂得這種寫法。應當說，他的取徑更契合這部作共享會議室品的首創性特色。這不是一部需求作常識詮釋的作品，需求的只是受眾的經歷與想象力。此刻不少歐美小說愛好設置一套“常識考古學”的圈套(從艾柯到丹·布朗，雅俗皆然)，那是一年夜堆符號學、語義學和話語衍射的不雅念史，由此建構的偽學術敘事偏是在接收層面上阻斷了文學想象。實在，敘事伎倆的立異不需求那種過度寓言化，真正的前鋒派不是學院派，是江湖派。福柯有一種庸人自擾的見解，以為文學的汗青是在增添新的斷裂，老是勾畫出一種不持續性的景象。實在，不克不及說是不持續，而是斷而后續。這種斷而后續的“斷裂”才是文學連續成長的性命力，不然當下的小說家寫不外19世紀那些人。對于吳亮這種碎片化的大批留白的敘事，我深感解讀難度不小，寫作時亦盡量防止強作解人。此刻看來，這是多余的掛念。我明明認識到，這是一個真正開放性的哈姆雷特式的文本，需求讀者積極介入故事建構，但礙于不成捉摸的“作者”敘事意圖，未能更多地表達本身感到到的或是可以作進一個步驟想象的故事內在的事務。德培徵引羅蘭·巴特“作者已逝世”的實際，完整把作者甩到一邊往了。實在，甩開吳亮，才幹對吳亮這部作品作出更好的闡釋。實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沒有尺度謎底的完形填空，曼達、阿德和年夜愚，還有其他那些人物，在吳亮的故事中也在你本身的故事中存在，或許各有分歧的活法。德培說，我們只能在“誤讀”中求保存。

“我們只能在‘誤讀’中求保存”，年夜妙！德培早期文章常有出色的斷語。他評論韓少功的《日月書》時說：“論述者老是在意義和指涉間游移，而瀏覽者又常常在懂得和闡釋間彷徨。勤于思慮的韓少功則從掉臂忌兩者的差別，他常常把兩者的活兒都干了，這令批駁家覺得頭痛。”又針對金宇澄的《繁花》作此感歎：“一切的人生都維系著對世界依稀如夢的感到聯絡接觸：一切故事所指向的最終意義，都具雙重面貌：性命在繼續，逝世亡不成防止。”面臨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他不由想到文學興替的軌跡：“前鋒的試驗、追逐想象生疏性的偏執讓我們的視點同‘實際’揖別，但它卻賜與鏡像世界、符號六合得以連綿保存的空間，盡管前鋒的實行是以背叛的姿勢、無情的否認、不屑的眼神對傳統倡議沖擊，但它終極仍是以‘本身逝世亡’的方法成為巨大傳統的一部門。”

保存及闡釋，生疏性與雙重面貌，鏡像中的自我，德培的言語有興趣有意嵌進了批駁家的性命隱喻。

平生勤劬的德培，著作多少數字不算多，除了前邊提到的《小說家的世界》，我記得的大要有以下幾種：

《小說本體思慮錄》(上海文藝出書社1987年版)

《今世小說藝術論》(學林出書社1990年版)

《33位小說家》(浙江文藝出書社1991年版)

《誰也管不住措辭這張嘴》(上海文藝出書社2011年版)

《批駁史中的作家》(上海文藝出書社2014年版)

《拂曉時分的拾荒者》(作家出書社2019年版)

《要對夜晚佈滿豪情》(上海文藝出書社2021年版)

這些著作，以后都將是現今世文學專門研究研討生的必唸書。有人問我，你感到程德培的評論著作哪一本最有分量？依我拙見，就文章自己而言，寫得最好的無疑是他最后的兩本書，漫長的拂曉和夜晚，稀釋了他最充分的思惟和經歷。不外，要論在文學圈內的推進力，仍是他晚期那本《小說家的世界》。作為上世紀80年月新批駁的開山之作，那本書對同時期人發生過某品種似發蒙的感化——德培與他那一代評論家和研討者的勝利突起，是昔時思惟束縛活動在文學範疇的標志性事務。這個新的文論群體轉變了舊有的創作研討格式，帶來一種多元化態勢，亦深入影響著日后數十年間的小說及各體創作。

不外，德培晚歲之更下層樓，是一種值得研討的景象，可回諸薩義德所說的“早期作風”的命題。黃子平兄有警勵之言，怕是“本身寫不外本身”，想來德培亦必有此憂。作為文學現場守看者，斯人終生不懈，盡力超出自我，允臻年夜化之境，直是令人感佩。

德培回山之夜，翟業軍傳授傳來音耗，即撰挽聯一幅，不計工拙，聊以軫懷：

四十年海上故事，最憶文學角；二三子人世先覺，常聞拾荒者。

記于2023年10月15日